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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林景观设计公司园林景观设计公司园林景观设计公司地缘政治冲突、能源短缺、食品市场剧烈波动、通货膨胀接连爆发的2024年，标志着人类社会迈入多重危机、风险纠缠的新阶段。作为受社会与技术条件演进影响最为显著的领域之一，新闻传播业面临着由宏观政经结构所折射出的困境与变革。本文借助PEST分析框架，基于157位国际知名学者与传媒业高管的年终预测，采用主题分析法，总结、提炼了2025年全球新闻传播演进趋势：传统媒体的公信力解体与替代性声音的崛起、以“平台重置”为基础的数智时代新闻分发渠道迁移与市场格局重组、构建基于南方认识论的传播文化多样性、数智治理迈入国家回归的“强监管互联网”时代、新闻编辑室由“人机共生”过渡至“人机共创”的生产模式。

　　经历地缘政治冲突、能源短缺、食品市场剧烈波动、通货膨胀等全球多重危机（global polycrisis）接连爆发，2024年呈现出“风险纠缠”（risk entanglement）的时代特征——一场危机往往以多米诺式效应触发、恶化更多困境，它们彼此交织、相互作用，最终一同释放出巨大的破坏力（Lawrence et al.，2024）。当人类社会迈入多重危机、风险纠缠的新阶段，我们不得不面对全球系统已然走向不稳定且逐渐失衡的现实，并迎来不确定性的常态化。

　　作为受社会与技术条件演进影响最为显著的领域之一，2024年全球新闻传播业面临由宏观政经结构所折射出的困境与变革，主要包括：传统媒体公信力解体的危机借由“超级大选年”集中爆发，何以应对日益凸显的“新闻回避”现象迫在眉睫；老牌社交媒体与新闻业的“断开连接”，迫使媒体机构和记者群体亟需寻找其他互联网平台作为数智时代新闻分发的新渠道；尽管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引发了从业者的恐慌情绪，但他们也试图驯化、驾驭技术，探索“人机共创”的协同模式。

　　在这一背景下，清华大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继续与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实验室、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等国际机构合作，基于对157位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代表性人物的年终预测访谈文本，洞察“多重危机”时代背景下全球新闻传播业在2025年的探索方向、演进趋势与焦点议题。由于访谈文本涵盖主题众多、内容较分散，本文首先借助PEST分析框架，确定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四个宏观维度，然后采用主题分析法进行具体编码，最终基于三级编码结构，搭建了访谈内容的五个核心议题框架（详见附表1），并据此前瞻、深描全球新闻传播未来一年的发展趋势。

　　回望2024年，我们见证了全球约一半人口参与全国性或地方性选举投票的“超级大选年”；与此同时，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跨国危机和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仍在继续。然而，与政治传播在应然层面上的紧要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过去一年的现实恰恰反映了“新闻媒体作为连接政府、公众的传播中介主体”这一政治传播范式在数智时代已然失去效力（张开平，2023）。若以总统选举为周期解读美国过去十余年间的政治传播演变态势，则不难发现传统新闻媒体日渐式微的走势：2016年，右翼“另类”媒体的崛起对传统主流媒体的传播空间形成了极大程度的挤压；2020年，“数字政治网红”（political influencers）首次集体性地闯入公众视野，并在政治传播中形成了与新闻业相互抗衡的竞争体系；2024年大选则被评价为传统媒体的“全面落败”（Lewis，2024）。这一政治传播发展趋势在全球南方亦然，过去一年巴西的地方选举中，网络红人等替代性声音的影响力同样大大超过主流新闻媒体。

　　从过去一年政治传播的发展进程来看，以“数字政治网红”为代表的非传统意见领袖，借由日渐增长的新闻回避现象与传统媒体的衰落，依托播客、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媒介平台，巧妙地组合成了一个蓬勃发展园林景观设计公司、利润丰厚的替代性媒体生态系统，以填补公众的政治信息需求。根据受众特征和信息属性，可以将近年来崛起的替代性声音分为三类：

　　其一，与标榜新闻客观性的主流媒体不同，部分“数字政治网红”鲜明地展现出自身的党派倾向。他们一方面以情绪化、夸张化的方式解读时事、政策；另一方面，在与政治人物互动时，也不再拘泥于传统新闻采访诉诸监督、问责的提问，而是不吝于展示对于特定政客、党派的个人偏向，以呈现支持性的互动行为。这一主体类型在美国极化的政治生态与高度党派化媒介系统中扮演着主导角色。特朗普正是选择与播客等新兴数字平台上的党派化意见领袖互动作为竞选媒体策略，才吸引了年轻、中年男性选民，进而确保了胜利（Moshavi，2024）。

　　其二，面向Z世代青年的数字平台创作者也逐渐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往往以戏谑、反主流的姿态，吸引年轻受众了解严肃的政治、社会议题，并格外关注气候变化、社会正义等方面的内容。作为代表性案例，法国网络红人Hugo Décrypte通过在视频平台定期发布政策解释类视频、访谈政商界人士，已经成为该国年轻世代的主要政治新闻来源。

　　其三，从国际政治维度而言，面对愈发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许多对西方主流媒体失去信任或感到失望的受众转而在社交媒体上寻找替代性的声音。例如，在依旧持续的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中，客观存在的安全问题以及西方主流媒体不平衡的报道倾向，极大程度上影响了相关新闻报道叙事的深度和丰富性。因此，诸如“战争监测”（WarMonitor）、“关注巴勒斯坦”（Eye on Palestine）等账户，通过发布原始图像、声音、视频，吸引了数十万粉丝的关注。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这些替代性声音超越了既定的政治传播叙事，填补了主流新闻机构未能覆盖的信息空白，且其中不乏拥有数十年传统媒体经验、后以个人品牌吸引用户的资深“新闻人”，但在缺乏新闻伦理标准、审核流程、问责制的关键前提下，也难言将其视为政治传播范式的理想主体。

　　事实上，替代性声音的崛起仅仅是媒体生态系统变化的“表征”，而非深层动因（Maddox，2024）。从纵向时间维度回顾，新闻业公信力的解体绝非“一日之寒”，只不过这一结构性危机借由“超级大选年”密集、增量的政治传播得到充分的体现。究其原因，新闻业与公众的信任机制曾经建基于一种隐性契约之上，即当非专业人士依赖记者、医生、教授等专家的判断时，专业人士也需要以具备专业伦理、诚信的方式行事（Lewis，2024）。然而，如今这种信任机制已濒临破裂。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由西方新闻业主导的政治报道实则充斥着脱离群众的精英主义，致使竞选新闻沦为党派政治下“少数人的游戏”，而非真正服务于人民。这种不满情绪并非简单的党派反应，而是源于对新闻业更深层次的失望与幻灭感（Nelson & Lewis，2024）。但大多数西方主流媒体并未从过去集中爆发的愤怒情绪中吸取教训，反而出于对民粹主义的蔑视，将责任推卸给受众，并加倍强调了自身的狭隘叙事（Stroud，2024）。因此，当新闻客观性被视为一个虚伪的谎言，真实性犹如纸上空谈，机构的权威性被广泛质疑时，即便是对政治信息有着刚性需求的“超级大选年”，也未能扭转“新闻回避”现象持续扩散的态势（Marwick，2024），公众倾向于相信网络红人等看似更接地气、更“真实”的信息来源。

　　面对仍在持续深化的信任危机，以专业人士自居的传统媒体需要摒弃精英主义的傲慢，直面自身的偏见和盲点，并深入思考“新闻真实性”在其工作中的意义。可以说，当新闻机构不再能够凭借专业知识直接换取公众的信赖，报道内容的真实性便不能仅仅建立在受众的感知之上（perceived authenticity），而同时需要主流媒体更为主动、积极地“表现”和证明自身的真实性（performed authenticity），以构建数智时代的新信任机制（Lewis，2024）。诚然，重建信任如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但传统媒体公信力的解体与替代性声音的崛起足以成为新闻业最后的警钟（Borchardt，2024），2025年由此成为传统媒体是否能够度过这一生存性危机的关键转折点（Kalita，2024）。

　　就全球新闻市场格局而言，当大多数公众依旧通过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等聚合性平台获取新闻信息时，老牌科技巨头却在过去一年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与新闻业“断开连接”（Morrison，2024）。这一错位现实促使媒体机构转向其他数智应用，探索新闻分享的替代渠道，形成“平台重置”（platform reset）的新趋势（Newman，2024）。

　　具体来说，元公司（Meta）在2024年2月宣布在其下属平台的信息推荐算法中，限制政治内容的分发。虽然这一举措的初衷在于回应造成观点极化的指控，但由于新算法机制将降低与选举、立法、社会问题相关的信息比重，无疑也宣告着该硅谷巨头与新闻业的进一步疏离。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2021年推出的《新闻媒体谈判守则》首期协议即将到期，“守则”要求科技公司为其平台上分享的新闻内容付费。但是脸书（Facebook）率先表示后续不会再与新闻媒体达成新的商业交易，并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有类似立法的国家陆续关停了Facebook News服务以及新闻链接分享功能。这两大事件都旗帜鲜明地宣告着，元公司近年来反复表明的“新闻并非其主营业务”，已在2024年走进现实。

　　自埃隆·马斯克收购推特（Twitter）并更名为X后，该社交媒体平台便饱受争议。过去一年的美国大选期间，一方面，马斯克不遗余力地批评新闻媒体，更在特朗普当选后公然宣称“传统媒体已死”；另一方面，该平台“调整算法机制以提升右倾内容可见性”的论调甚嚣尘上。作为回应，欧洲最大的记者组织“欧洲记者联合会”（EFJ）于2024年底宣布停止在该平台上发帖，表示该社交媒体的演变已与人文主义价值观、新闻理念背道而驰，并鼓励29万余名成员集体迁移至其他平台。

　　曾经被视为获取新闻主要渠道的两大社交媒体平台，如今都陷入或多或少的困顿，这不仅源于平台本身的衰落，更表明当下其与新闻业的互斥关系。因此，不论是从受众获取新闻的渠道而言，还是从媒体机构、记者群体发布报道的社交媒体选择而言，数智时代新闻的分发方式与平台格局都将再度发生转折与“重组”。一如社交媒体时代初期，新闻机构、记者群体、受众目前尚未对平台选择达成共识，但“平台重置”的新现象已经呈现以下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

　　首先，出于对大型科技公司算法操纵的强烈反感，以Bluesky为代表的去中心化平台受到新闻媒体的青睐。这一社交媒体自诞生之初便承诺，信息推送不会受到算法机制的过多干预，同时凭借其核心技术AT协议，允许不同社交媒体之间的通信，并保证用户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存储、是否迁移数据，而非被锁定于单一平台。因此，尽管Bluesky直至2024年初才开放注册，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已经累积了逾2200万名用户。其中一个关键群体，便是不再使用X平台的新闻机构与记者。在他们看来，区别于强算法干预、管控外部链接、注重用户黏性的既有社交媒体机制（Rinehart，2024），以Bluesky为代表的去中心化平台拥有更高的透明度，并赋予用户“数据自主权”，使得新闻机构能够在被数智平台中介化之时，同样得以掌握受众关系的控制权（Toven-Lindsey，2024）。

　　其次，置身于误讯、谬讯泛滥与深度伪造兴起的后真相、“零信任”社会，不少新闻机构转而选择WhatsApp、Discord等封闭式、群组机制的社交媒体，以构建亲密化的新闻社区（Gibbs，2024）。虽然这类平台长期以来被视为个人化通讯工具，但其作为媒体分发平台的潜力正在逐渐凸显。目前，《金融时报》、《大西洋月刊》等新闻机构已经尝试通过群组功能，设计更为个性化的新闻发布与互动，创建“非正式的新闻网络”。在部分专家看来，当受众愈发厌倦由算法深度干预的信息获取、忧虑信息的真实性之时，此种小而亲密的社群模式代表了一种依赖信任与社群网络的新闻分发策略，象征着可靠的信息流动模式，或将成为未来新闻市场“平台重置”的又一发展方向（Chaplin，2024）。

　　最后，从新闻受众迁移的角度而言，虽然TikTok吸引大量Z世代青年的入驻已非今日之事，但直至近两年，伴随着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其新闻属性方才日益凸显（Newman，2023）。如今，TikTok作为年轻受众获取新闻资讯的主要渠道之一，其崛起的背后暗含着全球新闻消费的视觉化转向，即越来越多的受众习惯于观看新闻短视频，而非图文报道形式。与此同时园林景观设计公司，尽管主流媒体机构与年轻世代的记者群体早已纷纷开设TikTok账户，甚至针对该平台的用户偏好专门搭建内容团队，但在此类新兴数智平台上，新闻界专业人士的影响力却常被网络红人、政商界人物所掩盖。这与老牌社交媒体中主流媒体与知名记者引领数字公共空间讨论的旧有模式截然不同。

　　基于上述三种“平台重置”的可能趋势而言，无论Bluesky所代表的去中心化新闻分发模式，还是WhatsApp所凸显的亲密化新闻社群理念，抑或TikTok所引领的短视频新闻，都将为全球新闻消费带来结构性转型。对于新闻从业者而言，当社交媒体依旧是公众获取新闻资讯的主要渠道以及文化产业的中心市场，互联网平台的迁移、变动与市场格局的再度重组，意味着他们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数智环境，探索创新性的传播策略以触达受众。

　　2024年，随着全球南方大踏步走上历史舞台，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所预言的“其余国家共同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与美国在全球的权重相对下降趋势，已然成为现实（Zakaria，2013：14）。不论是非盟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还是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并积极推动“大金砖合作”，抑或是南方国家共同推动气候变化大会达成气候融资集体量化目标（NCQG），都反映了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并成为超越“大国博弈”秩序理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全球治理体系公正化的重要力量（殷之光，2024）。

　　然而，与现实层面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重构“球土”想象的南方媒体“替代性叙事”已如星星之火（史安斌，朱泓宇，2023），但尚未形成燎原之势，全球信息与传播秩序表现出深刻的不平等。当国际信息流主要从中心向边缘流动，北方主导的新闻报道内容反映出一种滞后的“文化贫困”，“盎撒中心”意识形态占据了核心地位。何以在世界主义的理念下，构建传播文化多样性，编织公平、正义的共同体，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一方面，我们此前关注到的“国际新闻尚未真正实现国际化”现象仍在延续（王沛楠，史安斌，2023），甚至被进一步深化。在地缘政治的紧张与冲突中，西方主流媒体拒绝为巴勒斯坦发声，却鼓励“与乌克兰站在一起”，以“弹性”的新闻中立性服务于美式价值观与“后冷战”意识形态（Maqsood，2024）。另一方面，单一的“盎撒中心”新闻文化，不仅反映于跨国维度，还体现在民族国家内部。以美国为例，主流新闻机构对黑人受众的无视与偏颇刻画依旧严峻（Marwick，2024）。同时，美国新闻编辑协会（ASNE）于上世纪70年代末做出的承诺——到2000年将实现反映国家人口比例的新闻从业者多样性，至今仍未兑现。白人记者高达总数的四分之三，专为非洲裔美国人开办的媒体逐渐失去资助、所剩无几（Vara-Orta，2024）。从历史维度回顾，早在美国独立之前，欧洲殖民者的报纸便将土著与黑人奴隶的反抗刻画为暴力事件；而当种族关系发生变化，新闻编辑室却将“殖民化日常”（everydayness of colonization）传递至今（Mohammed，2022）。这种新闻文化的延续，迫使从业者发出失望的控诉：“我们在过去几百年内报道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却始终以带有殖民血统的方式，从白人而非所有人的角度定义认知。”（Owens，2024）

　　在种族视角之外，城乡、阶级维度亦然。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的学者发现新闻回避现象日益加深时，便曾对新闻业的“文化贫困”提出了质疑：由相对富裕、居住于城市的记者组成的新闻编辑室，能否真正理解那些思想和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人们？（Montalvo，2024）置身于经济不平等、城乡关系失衡、种族矛盾愈演愈烈的复杂社会，单一文化主导下的新闻业非但未能塑造每一种声音都被听到和尊重的丰富叙事，反而形成了一种隐蔽的压迫与“暴力”，拉开了与“非中心”群体之间的距离，与弥合分裂、培育共同体的目标渐行渐远。

　　因此，正如《宣言》面对东西方、城乡关系等资本主义定势所释放的多重维度的解放性意涵，构建传播文化多样性，也不单单关乎对全球南方形成公正的理解，而是在“南方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south）的基础上，关照包括种族、阶级、城乡在内的所有“中心-边缘”关系，进而汇聚各个维度的反霸权主体，超越北方主导下的“盎撒中心”意识形态，形成“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全球传播文化多样性（桑托斯，2006/2012：14）。也唯有如此，新闻业才能够避免剥削性的新闻叙事与自身的“脱嵌”现象，并建立基于多元文化的伦理标准（multicultural ethics），公平地分享权力（Owens，2024）。从实现路径来看，有必要在理论层面探索代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多元传播文化，并在实践层面接续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WICO）以及组织零散的反霸权力量。有鉴于此，延续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和全球权力转移态势的2025年，将成为传播学界与业界携手合作的关键契机。

　　在数字技术普及应用的数十余年间，全球互联网治理经历了前绪的“开放互联网”与“平台化互联网”后，正式迈入“强监管互联网”阶段（弗卢，2021）。就当前趋势而言，这一新阶段体现出两种“监管转向”：首先，民族国家的主权治理模式逐渐取代以国际机构、会议为主体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模式，代表了全球制度权力的下放与国家权力的集中；其次，随着政府机构成为三角共治模型中的主导角色，“平台本身的治理”（governance by platforms）往往被“对于平台的治理”（governance of platforms）所统摄与钳制（Flew，2024）。上述“强监管互联网”阶段的两种特征虽分属不同维度，但都指向了虚拟赛博空间中民族国家的回归（return of state）。

　　从跨国维度来看，网络空间主权治理模式借助“数字主权”（digital sovereignty）这一新概念逐渐兴起，成为数智之治的前沿范式（Pohle & Santaniello，2024）。数字主权范式强调民族国家面向数字治理和监管的自主权力，包括对信息技术、电信基础设施和数据流的控制权，以及促进本土数字经济的自主性、竞争力，以期解决全球互联网行业的结构性不平等。事实上，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反思全球化浪潮的急速发展时，通过其著名的“世界经济的政治三元悖论”（political trilemma of the world economy）指出，当深度全球化、国家主权、大众民主三者不可兼得、无法相容时，为维系国家主权与大众民主政治，应当回归理性、有节制的全球化（罗德里克，2011/2011：153）。具体到数智之治而言，随着经济一体化、全球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对于主权、疆域等传统政体原则的挑战，并造成国家治理的困境，数字主权范式实则旨在通过适当让渡深度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以国家主权保障大众民主。

　　从国家内部的视角而言，在“技术后冲”（Techlash）思潮的广泛影响下，以平台内部治理为核心的准自治方法逐渐过渡至外部监管模式，政府机构通过立法、公开调查等制度性引导（institutional steering）方式，制衡日益膨胀的平台私权力（玻尔等，2025：103）。即便是长期以来崇尚自由主义治理哲学的美国政府，也在过去一年以人工智能技术与反垄断为抓手，加强了数智市场的外部干预力度。目前，仅谷歌一家公司便面临着三起反垄断指控。在2025年，尽管美国大选的结果可能将改变联邦政府的监管态度，但州与地方面向数智平台、以“新布兰代斯主义”举措为主要方法的制约却远未结束（Montoya，2024）。同时，随着政府机构与科技公司的博弈愈演愈烈，以用户为代表的第三方力量将越发受到重视，并成为平台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管模式之间的关键变量。正因如此，新闻媒体作为得以形塑议程、左右舆论的关键主体，重新回到技术治理多方博弈的讨论视野之中。多位专家不约而同地强调了新闻之于数智治理的核心作用，并指出记者未来在报道互联网行业的进展时，应当透过“技术”凸显出“人”，恰如资深从业者所洞见的：“人工智能的报道不应当仅仅只是一个技术故事——它关乎劳动力、环境资源与治理。”（Carpenter，2024）

　　如果说2023年的新闻业仅停留于目睹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接连面世，那么，2024年便是新闻采编场域开始全面接纳这类技术，并将其纳入工作流程的一年。换言之，在ChatGPT与其他“竞品”应用刚被推出时，生成式人工智能颠覆了人们对于创造力的想象，并由此引发新闻业界、学界的广泛焦虑：当自动化技术得以完成基本的新闻采集与写作任务，是否会进而取代记者与编辑，诱发大规模失业或记者身份认同的问题（Adami，2023）？

　　过去一年，众多传统媒体机构皆跨越了“实验”阶段，争先恐后地将人工智能产品整合到实际的新闻采编工作流程之中，试图驯化、驾驭技术，以探索“人机共创”的协同模式（Kung，2024）。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面向全球314名媒体主管的调研发现，相比于两年前仅不到三成受访者认可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生产中的重要性，如今已有半数机构高管将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传统新闻生产的深度融合视为未来发展的关键方向（Newman，2024）。业界的初始探索与尝试被视为积极信号，表明面对颠覆性新兴技术的冲击，新闻业不再处于守势，而是以更为主动的姿态，自发寻求与机器共生、共创的协作模式（Davis，2024）。概括而言，“人机共创”的新模式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影响未来的新闻生产流程：

　　在改进现有工作流程方面，采编部门的信息采集与新闻制作惯习正在发生变化。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自动化技术，不仅覆盖了文本校对、多语言互译、转录语音、数据计算等此前弱人工智能所具备的基础功能，还凭借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与自主学习能力，参与背景信息收集、头脑风暴与构思、数据处理和可视化呈现、事实核查、目标受众分析等多个环节。例如，开发了一种用于收集、过滤、处理美国各级政府新发布信息的内部工具，辅助记者寻找新闻选题。随着自动化信息的多模态演变，部分媒体机构开始利用视觉类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新闻文本配图，大幅降低了可视化信息的制作难度与成本（Thomson et al.，2024）。由此，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承担非核心工作，成为记者的“支持系统”。面对人手紧张与经费短缺的双重困境，技术与记者的“共创”为新闻业提供了一条“降本增效”的潜在出路，这也是多数机构高管主张将新兴技术融入既有新闻生产流程的主要动机。

　　新兴技术将推动新闻分发与呈现方式的创新性变革。少数媒体机构已然开始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创新性探索。《》基于其自2016年以来的新闻报道与全时段档案，推出了问答式聊天机器人“Ask the Post AI”。这种将阅读新闻变成对话式体验的信息互动模式，也成为哈佛创新实验室（Harvard Innovation Labs）正在孵化的项目之一。基于人工智能的新闻呈现模式旨在将被动的读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以更为广阔、灵活的“故事域”取代静态的新闻文章，便于受众从当下的突发事件进入，继而根据自身所感兴趣的问题与方向，进一步扩展至历史背景、专家分析或全球影响。基于此，记者的角色或将进一步发生变化，由写作者迈向指引受众对话的架构师和导航者，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动态的新闻呈现模式发现并提供信息（Roy，2024）。

　　值得强调的是，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仍然存在的信息准确性、版权等新闻伦理问题，“人机共创”的新闻生产方式将依旧强调以人力为核心。然而，从技术的演进视角来看，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新闻生产的介入，虽然旨在提高生产力、改善工作流程、创新呈现与互动方式，未曾动摇新闻业的根本，但也的确颠覆了人机之间原有的单向主导关系，形成更为平等、互补式的共创模式。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诞生使新闻与科技行业的相互交织更为紧密、深刻，相比于仅作用于新闻分发的社交媒体与搜索引擎平台，生成式人工智能进一步渗透至新闻制作、生产的工作流程，使科技巨头拥有了从新闻聚合者转变为新闻创造者的可能性（Dupré，2024）。

　　因此，在新闻业、数智技术、受众的三角关系中，无论是媒体机构应用技术的边界及其所可能带来的新闻伦理问题，还是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汲取既有新闻作为回答问题的养料、却未支付版权费用的利益分配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化。对于前者而言，全球众多新闻机构已经聘请了专人，规划、生产机构内部的负责任人工智能产品，或制定技术应用的指导方针与原则，以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之于新闻业的意义。面对后一个问题，尽管越来越多的媒体网站选择阻止科技公司的人工智能“爬虫”，但若想从根本上解决版权及其他利益分配问题，新闻与科技行业是否能够自主调整“伙伴关系”，抑或是一如搜索引擎与新闻业的谈判，需要倚赖政府机构的介入？种种疑问尚未明确。可知的是，当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商业化模式蓄势待发，未来一年将成为新闻业面对科技浪潮的又一关键时刻，这关乎如何平衡“人机共创”模式中的两类主体，以及何以驾驭复杂、快速发展的技术环境（Radsch，2024）。或许，正如21世纪初社交媒体平台对新闻业的改革一般，现实中的路径选择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在“拯救新闻业”和“反乌托邦时代”这两个极端论调之间摇摆、起伏（Hermida，2024）。

　　展望2025年，全球新闻传播领域正在经历由政治、经济、文化、技术驱动的语境转换与范式重构。正如2024年的演变进程所揭示的，新闻业要么选择不断迭代发展以满足受众不断变化的信息需求，要么只能旁观着公众探索替代性方案并远离新闻媒体，这种自我革新的要求不仅关乎行业的生存问题，更关乎新闻传播学界、业界何以履行促进数智社会良性发展的职责（Cheung，2024）。与此同时，新闻业也未能逃脱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媒体机构纷纷关闭，创业公司步履维艰，从业者收入枯竭。面对这一相对饱和、持续萎缩的就业市场和快速变化的行业环境，超过一半的记者考虑辞职，年轻世代正在逐渐放弃这一职业选择（Hunt，2024）。但也正是全球多重危机的时代特征，凸显了“全世界新闻教育者团结起来”的关键意义（Weiss，2024）。

　　一方面，未来的新闻传播教育需要基于现实的考量，着眼于技术和行业生态的变化。不论是引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机共创”新闻编辑室，还是作为新闻分发渠道的数智“平台重置”，都驱使着未来的新闻从业者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数智环境迭代自身能力。这提醒新闻教育既需要在帮助学生理解技术底层逻辑的同时，探索兼具创新性与高质量的融媒体叙事策略，又需要加倍关注数智伦理与批判性思维，以应对变革时代的挑战（Lowe，2024）。

　　另一方面，当人类社会迈入全球多重危机爆发的风险社会之际，传统媒体公信力解体的困境以及对传播文化多样性的持续追求，也提醒着未来的新闻教育需立足于理想的追寻，回归新闻学的初心，即人文性与全球性。对于前者而言，我们需要认识到，数智浪潮不单意味着新闻从业者可以向技术专家借鉴、学习以改善行业处境，更意味着新闻业参与塑造新兴数智技术，从而描绘一个弥合分歧、增进尊重与包容的超越性未来（Trielli，2024）。对于后者而言，当生态问题、流行病、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危机交织，看似偶发的“黑天鹅”危机实质上是早有征兆但未受重视的“灰犀牛”事件（Lawrence et al.，2024），各国须将自身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份子，在世界主义的理念下携手面对系统性风险。这也要求未来的新闻传媒业需以全球共同利益、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目的，检视与考量新闻报道，使之成为世界的公共精神产品。

　　1. Seth C. Lewis：俄勒冈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兴媒体系主任

　　3. Jessica Maddox：阿拉巴马大学政治、传播与媒体办公室联合主任，副教授

　　13. Hafsa Maqsood：独立记者，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博士研究生

　　22. Nikita Roy：哈佛创新实验室孵化项目“新闻编辑部机器人实验室”创始人

　　28. Amy Schmitz Weiss：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新闻与媒体研究学院新闻学教授

　　（俞雅芸 史安斌：《2025年全球新闻传播新趋势——基于五大热点议题的分析》，2025年第1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